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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人1944

日月如梭,人生如梦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求学之路  

2009-10-28 09:03:3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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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一九五二年,八岁的我离开农村,住到城里的阿姑和祖母家里去。我已经在家乡的祠堂小学读了两年的书,到阿姑家附近的“新城隍庙小学”就读,已经是三年级了。当时庙里还有许多“菩萨”没有被拆除,大门两侧还有两尊面目狰狞的“小鬼”站着,每尊各拿一块令牌,一块上面写着“你来了么?”,另一块写着“也有今日!”犹如“地狱”的入口,胆小的孩子不敢单独进去,就只能远远地站着,等同学来了后才合伙拥进。

新城隍庙东侧门进去有一个偏殿,集中了从大殿里搬来的几百尊大小菩萨,形象生动、仪态万千,大多是木雕贴金的,也有铜铸的,上上下下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。由一个约莫四十岁的道士管着,道士留着胡子,长长的头发盘在头顶,穿着一身黑色长袍,很虔诚地在菩萨的周围点满了香烛,明晃晃地满殿烟雾缭绕。这些菩萨如果能躲过几次浩劫,保存至今,绝对是举世震惊的艺术精品。

新城隍庙院内两侧楼上楼下的厢房都做了教室,大殿则成了学生集会和课余活动的地方。学校里有十几名老师,大多是女的。每个班级都有一名班主任老师带着,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范梅卿,她和蔼可亲,待我们如同自己的子女,她的家住在原宁波府衙旁边,一次路过,她叫住我坐了一会儿,她有两个孩子。在新城隍庙读完了初级小学,五、六年级就转到不远的镇明中心小学去。

镇明中心小学在古时候称鄮山书院,里面有一个大操场,还有一排新盖的教室,教室为平房坡顶,校门旁有一棵很大的杨柳树。班主任是王平老师,三十多岁,身体瘦弱,一脸和善,也是教语文的,他有肺病,经常拿了一只痰盂到男厕所去,请学生把小便拉到里面,说是去做药。后来知道“童便”确实是名贵中药,吃了在童便里浸过的鸡蛋,是大补身体的。

小孩子贪玩,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,我在独木桥上与一个同学打斗,不小心摔到下面的沙坑里,左臂着地,钻心般地疼,头上直冒冷汗。王平老师一看事情不妙,马上请同学把我祖母叫了来,带回家去,一夜直喊疼。第二天,祖母带我去看“陆银华”伤科。陆银华是当时宁波中医外科名医,因为涉及敲诈病人,有血债,被人民政府关了起来,判了死刑。后来码头工人请愿,说是没有他以后伤了怎么办?不要杀他,于是就关在牢里带罪给百姓看病,医术救了他的命。他问了情况,摸了摸我的伤部,说是骨折了无大碍,就在伤处敷上黑糊糊的草药,用两块树皮夹住,外面再用纱布裹住,叫我们过段时间再去换药。祖母还问他骨折后是不是会影响孩子将来做“重工业”工作?因为当时国家提倡发展 “重工业”,她以为“重工业”就要干重活。说来奇怪,当晚就不怎么疼了,二、三月后痊愈。

听说我出了事,母亲从乡下赶来,带我一起去找王平老师,她意思是跟我玩的那位同学推我下去的,他家也应负担部分医疗费。但我坚持说是我自己掉下去的,与他人无涉。如此,王平老师认为我这个人很诚实。

一次王平老师带我们在校园里种绿篱,为保持绿篱的平整,要用水准尺测水平。我回家后,把放药片的园柱形玻璃瓶放进水,留一点空隙,盖上盖,横过来后就有气泡出现,气泡的左右移动就可以测水准。为便于使用,再用硬纸做了一个长方形的匣子,把玻璃瓶装在里面,开个孔,露出气泡,就是一把土制的水准尺。第二天送给王平老师使用,他觉得一个小孩子有这样的动手能力,很不容易,觉得孰子可教。

小学毕业时,阿姑年纪已大要结婚,总不能拖了一个侄子去嫁人。母亲无奈,只能准备领我回农村去,行前去学校找王平老师,要求打学籍证明。王平老师闻知,力劝母亲为孩子的前程着想,切勿带到乡下去,并且透露消息,学校已决定将我以品学兼优学生的名义,保送至宁波二中学习,至于生活困难,可以到中学去申请助学金。

母亲与阿姑商量后,遂决定暂时将我送到祖父家里去。祖父独居,失业,穷困潦倒,每月仅靠阿姑几元钱的生活费维生。开学时,由祖父领着到宁波二中报到,经过申请,学校批准每月9元钱的助学金,从此,我的学习生活总算有了保证。每当想起王平老师在我人生的转折点起到的关键作用,对他十分想念,如果健在的话,他应该有八十多岁了。

因为从小喜欢画画,初中毕业时,想考杭州的浙江美院,还把自己的“作品”寄到美院去询问,美院的招生办竟也回了信,寄来一张报考表,但说是要到杭州去参加考试,宁波到杭州的火车费要三元钱,到了杭州还要住宿、吃饭,需要不少的钱,当时一个成人的工资也就二、三十元,我筹不到这么多钱,只得作罢,读美院成了我美好的愿望。

为了可以学到技能,早点养活自己,就自己作主,报考了中专,我喜欢动手,所以报的是机械专业。虽然我认真复习功课,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,不知为什么没有考上。那时候刚好是“大跃进”年代,各行各业拼命发展,劳动力不足,很多家庭困难的学生辍学去工作了。既然考不上中专,我也想去参加工作当学徒,至少可以有口饭吃。当时学校也要“大跃进”,要扩大招生,但生源不足。班主任周其昌老师特意到祖父家来做工作,动员我去读高中,祖父说他并不知道我已报考了中专,留在家里也没有用,还要吃闲饭,那就再读吧!

于是我又上了高中,跟上初中时一样,我又得到了每月九元钱的助学金,保证了我的伙食,还可以省下点零用。那时想的是上高中可以混饭吃,根本没有准备上大学。

宁波二中的教育质量,在当时的宁波教育界数一数二,有一批忠于职守、兢兢业业、诲人不倦、十分敬业的教师。特别是到了高三以后,实行封闭式的教育管理,除了吃饭、睡觉,剩下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,借用宁波人的话说“驼背挟直”了。主要是解题,老师几乎把能搜集到的题目都让学生来做,探索各种各样的出题可能,使学生能在高考时,应付裕如,在试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。

数学老师朱宝霆、物理老师蔡容平、俄语老师陈肇巽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都令我十分感动。

朱宝霆老师当时大概就三十多岁的样子,用现代人的话来形容,长得挺帅的。特别是理了发,刮了胡子,相貌十分英俊。这时候,他往往会趁我们自习课时,到课堂上来兜一圈,脸上一副严肃的样子。几个调皮的学生就会轻声地说:“看!朱老师又剃头了!”那时候住房条件差,他就住在学校对面沿湖的平房里,我在路上走过,时常可以见到他和他的妻子,还有两个孩子。

我对数学兴趣大不,所以成绩不是很好,有一次考试还不及格。经过朱老师一段时间填鸭式试题轰炸后,竟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,在一次全市的统考中得了九十七分,他很高兴,用“大字报”的形式,贴在教室的墙上,着实鼓舞了我好一阵子。这一招还真有用,果然在高考时,我觉得数学试题,好像似曾相识,很轻松就答完了,是所有高考科目中考得最快的一门。至今我还从心眼里感谢他!

俄语老师陈肇巽是年轻教师,我们上高中时,他刚从外语学院毕业,很活跃,也很有生气,爱向学校领导提意见。我见过他提意见的大字报,贴在领导办公室的门外,我们都去看,在当时这是新鲜事,一般人是不敢向领导提意见的。他这种行事风格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,文革初期,第一个被领导打成“反革命”的就是他,这是后来的事了。

他的下巴有一颗肉痣,痣上有几根毛,他说这是宝贝,绝对不能轻易剪掉,否则会破相。他多才多艺,会拉小提琴,在校黑板报上画插图,写得一手“仿宋体”字。他教俄语很有一套,经常自己总结出一些口诀,教学生背诵,就像“三字经”一样,使学生很快就掌握了要领。后来他和一位下巴也有一颗痣的本校漂亮的女教师结了婚,新房就在校办公室院子的东厢房楼上,于是悠扬的小提琴声就经常从楼上飘出来。

最近在网上看到记者采访他的文章,退休后生活丰富多采,他做了一只全宁波最大的京剧脸谱风筝在放飞,已经七十多岁了,还像年轻时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

高考前要填志愿表,我的一位表哥曾经在同济大学读“工民建”专业,他说同济有一个“建筑学”专业,经常看到他们在野外写生。说我喜欢美术,就去报考那个专业吧!无论如何不要去考美院,美术的政治性太强,一不小心犯了个错误,做了右派,一辈子就完了。我听从了他的建议,第一志愿就填了同济大学的“建筑学”专业,那是一个既是艺术,又是科学技术的工科专业,想不到竟被录取了。

录取通知书发到祖父家里,祖父喜出望外,托人带了口信给我,我正在乡下的水沟里摸泥鳅,人晒得跟泥鳅一样黑。母亲却犯了愁,上大学要准备行李和路费,到哪里去借钱呢?那是一九六二年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农村实行“人民公社”后,干部搞浮夸风“放卫星”虚报高产,口粮大部分被国家征用去了,仅有的粮食吃完后,只能用“革命草”的根掺和着杂粮充饥,好多人得了浮肿病。

真是“天无绝人之路”,一天,母亲在刨田时,在泥巴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枚像戒指一样的东西,立即到河边用水洗一洗,竟是一只小小的金戒指!惊喜万分,天上掉馅饼了,连忙到城里的银行去兑换,得到了二三十元钱。就给我买了一只硬纸做坯子,外面蒙了一层布的手提“皮箱”和一些日用品。

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,也不知道上海是什么样子?同济大学在上海的什么地方?录取通知书上说,届时上海的火车站上会有人来接,也就放心了。在乡下挥泪告别了母亲,又到城里告别了祖父、阿姑,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,就一个人拎着箱子到宁波的火车南站上了车,直奔上海而去。一个稚气未脱,不谙世事,由于营养不良而十分瘦弱的十八岁青年,就满怀信心地去拥抱他的未来!

火车到了上海北站,随着人流到了出站口,果然看见有人举着牌子来接新生,有同济的、复旦的、交大的,不一而足,热热闹闹。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上了同济的车,那是一辆有蓬的货车,上去后,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,生怕丢了。心里忐忑不安,一种对新生活的渴望,一种对未来的憧憬,渐渐涌上心头。

约莫过了半个钟头,车进了校门,在北楼前的广场上停了下来。广场上设了一字排开的入学登记处,凭通知书办完了各种手续,包括我最关心的助学金申请表格,也规规矩矩的填好交上。一切完了后,才仔细端详起校园来:进入校门后是一百多米宽的绿化广场,广场的南北两侧是一百多米长四层高的南楼和北楼,南北楼的墙上分别写着两条大标语: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”每个字有一人多高,那时候中心图书馆还没有建造,从校门顺着中央大道一直可以望到几百米远的半圆形大礼堂,相当震撼人心。啊!到底与中学的校园不一样!

有高年级的同学领着我到宿舍去,宿舍暂时设在西南一楼的一个大厅里。大厅里放了很多双层床,各专业的学生合住在一起,盥洗室和厕所离开大厅有一段距离,那时候还没有海绵拖鞋,大家都穿木屐,于是木屐的声音不绝于耳,晚上很是热闹。西南一楼是五十年代流行的仿古建筑,四层,平面呈E字形,木楼板、白墙、机平瓦坡顶,屋脊的“正吻”用飞翔的和平鸽造型,可惜后来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敲掉了。当时越南留学生也住在这栋楼里,他们理解不了问:“你们难道连和平也不要了吗?”

建筑学专业要上三年的美术基础课,进行从素描到水彩的专业训练。每星期六的上午四节课就是美术课,也是我最钟情的课程。美术课比较特殊,为便于教学,十人左右为一组,由一位美术教师作指导,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。上海人称大学老师为“先生”,这是对有学问有地位人的尊称,我们的美术老师先是倪景美先生,后来一直由胡久安先生执教。胡先生当时四十岁不到,身体微胖,个子不高,圆脸,总是笑咪咪的。上课时,一般是先生先说几句要领,拿出一幅事先画好的画作为范本,放在旁边,接下来就是学生自己对着静物画,静物根据教程安排而变化,开始是石膏几何体,后来是石膏像、水果、瓷器等,顺序渐进。先生会挨个来批改,指出什么地方透视不对,或者什么地方明暗分界线不准确。每个学生都配备从学校里借来的帆布小凳和画板,先生来改图时,都是请先生坐,学生一律站在旁边静静地听。一张画往往要画上二、三星期,好在是专用教室,静物放在台上是不会动的,学生的座位也是不能变的,胡先生就会用粉笔把每个人的凳脚位置画在地上做记号,下星期再来的时候就不会改变角度,可以继续画下去。

学好美术要有两个条件:一是有天资,就是你对美术要喜欢;二是自己的刻苦努力,就是要舍得花时间。其实,做好每件事,都是要这两点的。学美术还要花钱,素描还好,只要铅笔和铅画纸就可以了,到了水彩,费用就高了,水彩画颜料、水彩画笔、水彩盒都要买,特别是水彩纸,耗用最快。当时水彩纸五毛一张,正、反两面用,也只能用两次,对于我们穷学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发现宿舍走廊的垃圾堆中,有同学丢掉的用过的水彩纸,背面没有用,太可惜了!一下子捡了十几张,就当宝贝一样收集起来备用,为我省了许多钱。

作画就像打拳唱戏,要拳不离手、曲不离口,必须花大量的业余时间,才会有所进步。每年的寒暑假我大多留校,一方面回家要花钱,留校照发助学金;另一方面就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可用于练习作画。

有一年寒假,胡先生问我们假期愿不愿意来画室画石膏像,我报名了,记得还有蒋慧诘、荣丽芳、张佩珍等五六个人,蒋慧诘是本校美术教研室蒋玄怡先生的女儿,虽是教授的千金,但学习很刻苦,家在市里,天天早上很早乘车准时到学校里来。那年,上海大雪,积雪有一尺厚,西北风刮得呼呼响,美术教室因为要求有稳定的光线,一般都是放在北面的,风从钢窗的缝隙中漏进来,室内也冷得很。胡先生叫我们一起扛来一个古希腊神“拉奥孔”的石膏像。在被蛇缠住后,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“拉奥孔”,全身的肌肉一块块外凸,胡先生说这石膏像块面清楚,有利于初学者刻划表现。又拿来了一盏聚光灯,一百瓦的,照在石膏像上,果然线条分明,明暗清楚,而且聚光灯也有利于室内取暖。

作画时需要作者全身心的投入,要有一种激情,要进入角色,才能有所收获。我们一坐就是一、二个小时,手脚冻得发麻,就站起来动动脚,搓搓手,再接着画。室外的雪花不停地飘下来,掉在树上、草地上、路上、窗楞上,白茫茫的一片。求知的欲望,使我们进入了忘我状态。这样大概连续画了五、六天,一幅A1尺寸的铅笔素描石膏像才告完成。

建筑初步课是本专业的主课,一开始是画水墨渲染,先要把绘图纸裱在图板上,再用毛笔把事先用棉花滤过的淡墨汁,一遍又一遍地渲染上去,以训练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专业耐心。记得讲课的教师是位姓吴的老教授,不拘小节,有时边吸烟,边讲课,兴致来时,还会到学生的座位上去改图示范。有一次吴教授替一位女同学画图,一只手拿画笔,另一只手拿香烟,一不小心,香烟灰掉了下来,落在还没有干透的画面上,那位女同学急得哭了起来。

除了讲师、教授,还有很多助教。助教是不上讲台的,大多是毕业不久,留校的学生,比我们也就大五、六岁,他们年轻、活跃、多才多艺、富有生气,每个人带一个小组学生,进行辅导、答疑。当时的助教有卢济威、赵秀恒、张振山、余敏飞、王良振等。我最敬佩的是卢济威先生,他画的作品,往往会钉在黑板上作为我们的示范图,作品上的建筑配景简洁、生动,特别是他的钢笔画,刻划细腻、层次分明、表现力很强。张振山先生擅长画草图,给我们改图时,寥寥几笔,出神入化,是画树木、人物的高手,还有赵秀恒先生不但设计做得好,而且还会说快板,一次全校大会上,调侃大礼堂的设计者,屋顶上的球形灯因为漏水积满了水,随时都会掉下来伤人,没有办法,就用汽枪一个一个打碎,说得有声有色,令人捧腹大笑。

当年这些朝气蓬勃的老师,如今都业有所成,做了教授、博导,铸成了自己的辉煌。最可惜的是王良振先生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英年早逝,当时我还在学校读研,随系里派的车,去参加他的追悼会,祭奠大厅的墙上挂满了哀悼他的巨幅挽联,由他的女儿读悼词,在场的人无不动容,尤其是王先生的同班同学许芸生先生哭得像泪人儿似的,场面十分感人。

我们在学校里一本正经地接受正规的教育也就二、三年的时间,虽然其中也穿插着每学期去农村接受“贫下中农”的再教育,或者到工地去接受“工人阶级”的再教育。后来的接二连三的“运动”就没有太平的日子过了,先是设计革命化运动,批判系主任冯纪忠教授的教育思想,把他批倒批臭,欲置死地而后快;后来是“四清运动”,就开始不上课到建筑工地去锻炼了,再后来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整个国家都被折腾来折腾去好几遍,就不要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了。我的“求学之路”也就只能告一段落。待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祖国大地,再萌生求知的欲望,这又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。

 

 

 

 

求学之路 - ningboren1944 - 宁波人1944  胡久安先生于2007年送给笔者留念的山水画。

 

 

求学之路 - ningboren1944 - 宁波人1944   在山水画上胡久安先生的题字。

 

求学之路 - ningboren1944 - 宁波人1944 卢济威先生于2007年送给笔者的著作。

求学之路 - ningboren1944 - 宁波人1944 在著作的扉页上卢济威先生给笔者的题字。

 

 

求学之路 - ningboren1944 - 宁波人1944

      1964年寒假,笔者在同济大学文远楼美术教室画的“拉奥孔”石膏像素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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